《墙》是最重要的一篇
在这篇小说中, 《墙》是最重要的一篇。小说以西班牙内战时期为背景, 描写了反法西斯战士、共产党人巴勃洛在被捕后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交待出同志拉蒙戈里的隐藏地点; 要么拒不交待而被处死刑。巴勃洛知道戈里藏在他表兄家里, 但他不愿出卖朋友, 拒不说出实情。
巴勃洛感到他自己拒不交待并不是为西班牙或戈里的命运着想, 而仅仅出于一种固执而已。当他再次受审时, 他想开个玩笑, 就信口说戈里藏在墓地里。而戈里为了不连累他人居然真的在墓地里躲藏起来。这样, 巴勃洛的假供造成了戈里的死亡。原来将死的人活着, 而活着的人却意外地死掉了。这种荒唐的结局使巴勃洛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他不禁放声大笑……
当我写作《墙》的时候, 我还没有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发生关系。我只是全力地反对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所作所为。因此, 由于当时我们面临着西班牙的失败, 我所更为敏感的, 与其说是从这次反法西斯斗争中得到肯定性的因素, 不如说是那些死亡者的荒谬性。
早期基础研究的第三个主流
作为早期基础研究的第三个主流, 直觉主义也改变了它的进程。在1 9 3 0 年的一个形式系统中, 海丁整理出了从直觉主义观点看来是可接受的逻辑规则。由此, 他创造了一种在对证明的数学研究中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并且对于证明希尔伯特方案中未受到哥德尔发现影响的那一部分的正确性来说, 这种工具也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鉴于尖酸刻薄曾一度恶化了形式主义者和直觉主义者之间的争斗, 并且同样恶化了这两派创始人之间的关系, 在证明论研究的后来发展中他们之间的调和甚至显现出某种讽刺意味。
布劳维尔自己曾持有这样的观点：没有一个形式规则系统能够包含数学上可靠的全部直觉。因此, 他不太重视海丁的成果。至于哥德尔的那些结果, 据报道他曾说到：早在哥德尔提出其证明之前, 它们的要义对于他来说就已是显然的了。
在反驳" 逻辑可以给数学提供一个基础" 这一思想时, 可以说布劳维尔提前预示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态度。维特根斯坦也分享了直觉主义者的构造主义教义和他们对某些经典逻辑基本原则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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