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出一趟差回来, 发现北京的非典型性肺炎已经闹大发了。商店里的口罩脱销, 都扣在了行人的嘴上, 消毒液也脱销了, 都洒在或者正洒在各色房间的空地上。更有意思的是, 虽然致病的病毒还没有最后查清, 但防治这种病的中药药剂却冒出来一堆, 有中国的也有韩国的。民间的验方也层出不穷, 跟小道消息一并, 在底下到处传。其中有一位好心人特意打电话相告, 他刚刚获得的一份珍贵的防治" 非典" 的验方, 方子念完, 电话这边的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告诉他, 这是当年义和团的药方。放下电话, 怕记忆有误, 找出史料查了一下, 果不其然, 那位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的验方, 就是一百多年前, 流行的义和团揭贴上附着的防治洋人下毒的药方:乌梅七个, 杜仲五钱, 毛草五钱, 用水煎服即愈。在现在人的眼里, 上个世纪之交是中国人跟外国人过不去的年代, 包着头巾挥舞着大刀的义和团, 自我感觉有刀枪不入的法术, 老是冲着洋人以及信基督教的人们砍砍杀杀, 好像很激昂, 也很神气。其实, 那也是个恐慌的岁月, 人们, 包括义和团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什么, 洋人在井里下毒, 就是其一。据说, 人们喝了下过毒的水, 会出现瘟疫, 让中国人都死光光。这种恐慌还不是最恐怖的, 人们还传说洋人诱人入教, 女的奸淫, 男的鸡奸, 死后挖出眼睛做成药水, 据说可以点铅成银。不仅如此, 洋人传教士和修女还拐骗儿童, 挖出心肝来做药。自打西方撞开大门进来, 基督教各派在中国城乡的传播成了气候, 类似的传说就在不胫而走, 只要谁家走失了孩子, 什么地方闹起了瘟疫, 如果当地恰好有洋人或者洋教的话, 那么针对洋人的恐慌就会闹起来。于是乎教堂被烧被砸, 教士教民被打被杀, 历史上称之为教案, 在义和团之前, 已经闹了几十年。

       耐人寻味的是, 真正因为洋人和传教士欺负中国人而闹起的教案并不多( 这种事其实很多) , 闹起来而闹大的, 往往是根据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讹言和传说。尽管, 每次这样的教案在西方的干预下, 都以闹教的地方赔款惩凶为结局, 但是, 处理教案的中国官方, 却从不公布事件的真相, 告诉人们其实没有人挖了心肝做药, 也没有人在井里下毒, 慷慨激昂的冲突, 含有了太多误会的成分。信息控制的结果, 给人的印象是, 赔款惩凶的处理不过是洋人武力胁迫的结果, 而讹言是实有其情。于是乎, 讹言越传越盛, 越传越玄, 最后以庚子年华北的大旱为契机, 酿成了举国皆狂的排外大潮。当然, 最后是超大规模的赔款惩凶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员人头落地, 四万万人每人交出一两银子。历史似乎在借助" 义和团药方" 告诉我们, 凡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恐慌, 往往与当局有意无意地控制信息有关。事情就是这样, 越是担心真相的暴露会引发人心的骚动, 就越是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当正式的渠道闭塞的时候, 人们对于各种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赖, 从而导致小道消息乃至讹言被激活, 群体在传播和接受讹言的时候情绪相互感染, 恐慌由此产生而且升级, 直至出现危机。更加可怕的是, 群体性恐慌所引发人们的紧张, 使人们会自动地寻求消解之道, 紧张的情绪要有地方宣泄, 不满积聚要寻找替罪羊。这时候人们往往趋向于" 做点什么" , 有点火星, 有人刺激, 就完全可能像溃堤一样形成骚乱, 更不用说有人有意组织策划了。

       虽然, 信息控制是传统政治治理术的组成部分, 但是某些聪明的统治者也知道, 什么时候能瞒, 什么时候不能瞒。在人们意识到危险可能波及每个人的时候, 信息公开往往是化解危机的不二法门。因为公开的信息可以让人们知道如何规避危险, 绕道而行, 而反其道而行, 则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人们情绪激动后果的承受者。

       义和团药方的再现江湖告诉我们, 人们在情形暧昧的危机时刻, 其心境、情绪和行为大体上是相近的。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 正在流传的药方中有义和团的药方, 甚至人们可能并不真的相信这些中药和药方, 可以治疗今日的非典型性肺炎。它的出现, 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的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时间虽然过了百多年, 在触及到人类最本原层面的时候, 人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明吏员

       1 9 6 6 年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大定坊马家山明司礼太监吴经墓出土。高1 7 厘米。陶质, 模制。南京市博物馆藏。头戴方巾, 高高罩于头部。长圆脸, 方耳, 头略向左倾, 似在侧耳倾听。眼睛垂视, 鼻部方直, 口唇紧抿, 呈现出一副拘谨的神态。身著右衽长袍, 袍下摆及地, 仅露出足尖, 袖口宽大, 罩住双手, 两手平举拱于胸前。俑身原通体彩绘, 因年代久远已剥蚀无存。

       该俑在制作上采用模制手法, 先分别模制出头部与身躯, 再将颈部接入衣领内, 粘合成一体。并在陶坯上刻划衣纹褶皱及对面部五官进行加工, 最后入窑烧造而成。司礼太监吴经, 生前权势显赫, 同墓出土有一百余件陶仪仗俑, 代表着吴经府上各个方面的侍从仆役。从这件俑的服饰看, 应是吴经府中的一位普通吏员。

       俑所戴的方巾, 是明代初年出现的一种冠饰。朱元璋等明代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天下的稳固, 将这种方桶状黑漆纱帽称为" 四方平定巾" 。《明会要》廿四引集礼:" 洪武三年( , 士庶戴四带巾, 改四方平定巾, 杂色盘领衣, 不许用黄。" 沈文《初政记》有同样记载:" 洪武三年二月, 命制四方平定巾式, 颁行天下。以四民所服四带巾未尽善, 复制此, 令士人吏民服之。" 朗瑛《七修类稿》则叙述其来源传说:" 今里老所戴黑漆( 纱) 方巾, 乃杨维祯入见太祖时所戴。上问曰:' 此巾何名对曰:' 此四方平定巾也。' 遂颁式天下。" 这种方巾到了明代晚期, 巾式更加高长, 有所谓" 头顶一个书橱" 的形容。俑所穿长袍也是明代常见的服式, 1 9 6 4 年在山西太原风峪口明墓出土的一批陶俑中, 就有身著这种宽袖长袍的胥吏俑。明代无名的匠师, 运用娴熟的雕塑技巧, 着力刻画了吏员俑的神态。头略左侧, 眼睛垂视, 嘴唇紧闭, 显得面容清秀, 是一个年轻而又单纯的书吏形象。他的身体略前倾, 双臂平举拱于胸前, 似在恭听主人的吩咐。而面部严肃的表情, 拘谨的体态, 使我们看到了吏员温顺恭敬、细心尽责的性格和侍奉主人惶恐、紧张的复杂心态, 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整体造型上看, 俑身长袍的下半部呈弧线形突出。在领口、袖口及长袍上以深直的阴刻线条来表现衣纹的褶皱, 线条流畅自然。俑头偏向右侧, 与袍下摆的轮廓形成一个形的弧线, 颇具一种曲线形的美感。

最近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