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
2 0 0 5 年是科举废除1 0 0 周年。1 0 0 年前, 一项存在了1 4 0 0 年的制度, 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 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 就这么完了。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 1 9 0 5 这年, 关于废科举, 居然一字未提。戊戌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 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哇国里, 知识界看起来已经帖然接受了这个在后人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被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 居然完结得这么无声无嗅, 波澜不惊, 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 而且让当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 惊奇之余, 未免有点盲目乐观, 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 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 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 (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
莫理循没有明白, 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 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 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 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 也断不会如此迅速, 更不会如此地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 只要国家出了问题, 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 还是军事上、制度上, 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 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 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头上, 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 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 官吏选拔) 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 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 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 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 以及中间小的变革, 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 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等, 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 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 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 形成了实际上的" 半公司" 架构, 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 都只能落在官身上, 官吏的素质和能力, 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 人治" 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 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 纲" , 每次出了问题, 大家就指望" 纲举目张" , 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 选举制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 随着中国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 越来越高。当然, 一般说来, 这种批判的内容大抵是老生常谈, 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之中, 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 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 本质上跟明末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 跟以往不同的是, 此时的批判, 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 西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利, 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 很具有说服力。事实上, 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败, 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 而且引发了改革的紧迫感, 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 人们不仅听到了" 破" 的呼声, 而且看到了" 立" 的榜样, 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 在中国历史上, 选举制度的变革, 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 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 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 在事实上跟科举制度并不对应, 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 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 属于选官制度, 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 学校制度( 官学) 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 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 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一个台阶进学成为生员( 秀才) 。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 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 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 引述古义( 周礼所谓的学校制度) 所造成的先天误会, 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维方式, 因此, 那个时候的人们, 即使是最西化的先进分子, 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类学上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失误, 从一开始就拿西方的学校制度来类比科举, 一直比到科举废除还意犹未尽。
其实, 尽管清朝官学是跟科举捆绑在一起的, 但恰是因为这种捆绑, 反而使得官学逐渐退化, 到了晚清时节, 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段可有可无的阑尾。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 房屋设备齐全, 但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 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进学的实际意义, 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 主要是为了拥有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 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 并得到民间的尊重, 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 其实是私学( 各种名目的私塾) , 真正的老师, 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 尽管, 在那个时代, 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 而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 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 。所以, 实际上, 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 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 废科举, 兴学堂" , 按理应是" 废私塾, 兴学堂" 才是。虽然, 废科举后, 私塾也走向式微, 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 选举社会" , 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实上, 无论是早先的察举, 还是后来的科举, 都既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 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 更是使社会围绕着政府旋转的磁石。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 其次是举人, 再其次是秀才, 秀才之外, 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从进士到童生, 台阶虽然只有四层, 可上层和下层, 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数十万。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 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 用《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 孔夫子到了今日, 也一样要赶考。自元朝以来, 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 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 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 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明朝女侍俑
1 9 6 4 年山西太原晋源镇龙山明奉训大夫山东高唐州刺史李希孟墓出土。高2 0 厘米。木质, 圆雕。现藏山西省博物馆。女侍俑。圆脸, 双颔丰满, 柳眉杏眼, 粉面, 朱唇, 头梳双髻, 盘在脑后, 身著红色右袵盘领宽袖短衣, 下穿黄色长裙, 裙长曳地, 仅露出一双鞋尖。袖手侍立。通体施彩绘。明代俑中, 女侍俑的发现并不多, 李希孟墓出土的女俑, 共有四件, 形制基本相同, 只是服饰的颜色略有不同, 其中一件是红衣红裙, 一件是黑衣红裙。除了李希孟墓外, 江西明益王朱佑槟夫妇合葬墓也有女俑发现。该墓出土的仪仗俑, 是陶俑, 女俑既有侍俑, 也有乐俑。其中, 6 件, 或作拱手侍立, 或女侍俑作捧仪仗陈设物件, 但基本上与仪仗俑中的男俑形制相同; 而女乐俑有八件, 按所执乐器, 有琵琶俑、三弦俑、洞箫俑、拍板俑和鼓俑, 两种俑的服饰相同, 均为头梳发髻, 身穿短衣长裙, 与两件木女俑大致相同。据《明史仪卫志》, 仪仗用女侍者, 只有在" 皇后仪仗" 条中有明确记载, 其说, 皇后仪仗中, 有" 宫女十二人, 金水盆一, 金唾壶一, 金水罐一, 金香炉一, 金香合一, 金唾盂一, 拂子二, 方扇四。" 朱佑槟贵为亲王, 仪仗中拥有宫女, 系属自然, 而其为夫妇合葬墓, 其妇即是亲王妃, 或许女俑即为亲王妃仪仗之俑也未尝不可。不过女俑中, 除了作捧物女俑外, 尚有女乐俑, 这在《明史》记载中是所未见及的, 估计她们应该为王府中的女乐队。至于李希孟墓出土女俑, 也是在《明史》中尚未有记的, 因李希孟只为刺史, 当然不能拥有宫女, 女俑充其量只能是一般的婢女。两墓女俑的发现, 不仅印证了《明史》的记载, 还补充了其记载的不足。明代的木俑, 多以松木、杉木、杨木等雕成。其制作先将圆木劈成扁圆的两半, 再进一步雕刻成俑, 故木俑一般都呈扁平体。而雕刻手法, 多只简单地雕出头、身、手、足的轮廓和服饰纹带, 雕工虽简, 但人体比例却匀称适度, 显得十分精炼。俑雕成后, 一般都施彩绘, 在面部涂白粉, 以黑彩描眼眉胡须, 口唇点朱, 全身彩绘服饰纹带。
木俑不易保存, 在明代墓葬中, 除了本墓外, 仅有万历帝朱翊钧的定陵及潘允徵墓中随葬木俑, 而定陵所出七箱千余件木俑, 大多已腐朽不堪, 唯本墓及潘墓木俑保存比较完好, 成为明代木俑的珍希品, 显得格外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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